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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喧嚣》读后感800字（通用10篇）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是不是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小镇喧嚣》读后感800字，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镇喧嚣》读后感800字 1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注入在小镇上，汽车声和人声便将整个镇街唤醒。各种店铺在晨曦中开张营业，来适应乡下人早起的习惯，狗子和小孩在街市中来回跑动，与其说这副场景是热闹，是活力，是人间烟火气，还不如说是喧嚣。但吴毅先生所指的小镇“喧嚣”可不是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的嘈杂，而是基层迎检、开发纠纷、产业调整、招商引资、征地“种房”、维权争利……“喧嚣”一词，阐释了乡镇日常政治种种人事与结构相互碰撞的众多嘈杂。
吴毅先生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在《小镇喧嚣》中生动展现了乡镇多方面多层次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同时先生生活于此，围绕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乡村权力场域中博弈共生的过程和状况，深度诠释了中部地区某乡镇政治的运行实践和支配逻辑，人物鲜活、情节波澜、可读性强，为我进一步了解当下基层政府运作提供了可靠的素材。
一、乡镇干部：承压抗压的适应
“乡镇是最低一级的政府，谁都可以检查你，你却不可以检查人家，只有扛着”。
上头检查工作是否落实，检查小镇发展，检查文件的普及、运用等情况本就无可厚非，但就像吴先生在小镇迎来送往的检查压力下，百感交集下写下的关于压力型体制和动员型政治运作方式的感悟一样，当下的乡村政治与行政并未超越历史，一定程度上，历史仍在现实之中流动。那如此体制和政治运作方式具体是利还是弊呢？
迎检！迎检！小镇一年之内所要应对的例行检查有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类、围绕各种中心工作及达标和创建工作而进行的工作，但基层只能接收——区里、市里和省里，每一次检查，上面一布置，下面就要忙不迭地准备。而且在此重压下，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首先是“应酬政治”，“酒精（久经）考验”、“把肠胃交给党”的政治谚语不是基层干部饭后茶余的消遣幽默，它的确存在于基层工作中，并且还占据主导。小时候听见家里大人要依靠政府办什么事情，就去找具体的负责人，请具体的某一个人或一群人吃一顿饭，大家吃得痛快，事情也讲好了。前年，中央对公职人员行为要求加强，进一步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才遏制了一定的“应酬政治”。不过，据我观察，应酬风并没有消失，或者说是藏匿得更深了。基层政府公职人员的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更何况他面向的是一群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和浅显文化的小镇居民，在老一辈的观念里，拿人好处、替人办事、天经地义，或者是像费老在《乡土中国》里说的中国社会本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你要让他们按照程序来，一来不符合传统观念，二来程序这事也鲜有人知。于是便有了民替官瞒的隐匿式应酬。其二，是魔幻式膨胀的“数字化游戏”，上次同学在分享调研经历时便说到了户口民族上户的问题，一个“你想是什么民族上什么民族好了”与书中双村肖书记的“你要什么数字，我给你什么数字，你要多大的数字，我给你多大的数字”不谋而合，当然一个是在20xx年的现在，一个是在20xx至20xx年政治记叙里面，既相互作证确有此事存在，又侧面反映出乡镇政治变迁的缓慢。而这场“数字化游戏”也仅是为了对付上面的检查而已。
这就是乡镇，这就是迎检，你处于基层这个位置就不得不去适应这种工作方式和工作要求。
二、村干部：夹板里的利益博弈
理论知识告诉我，我国是村民自治制度，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并没有存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但是实际情况却不然——要保证压力和动员能够有效地从乡镇传递至村庄，就必须使基层政府和村委会有一些隐性的关系。所以，村干部作为连通基层政府与村民间的中间人，有其独特的利益要求。
首先，村委会的确不向之前那样受制于基层政府，但可能由于商议、说服或者礼送人情等方式，使其现有的村干部与基层政府产生一定的联系，确保上面的文件真正落到每一家村民里面，同时配合基层政府的某些工作，如税收或者土地开发时农民不至于“造反”等。我以前一直以为村政政权是处于强势和上级的`地位，但此书向我说明了村干部是有抵制乡镇强势向乡村割取非体制化利益空间的可能的。这时候似乎可以窥见一点“强村庄弱乡镇”的态势了，但这并非是一种真正的乡村权力关系的反应。
夹板中的村干部，必须对这样一种强弱虚置的权力关系随时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通俗来说，就是给了你脸，你就得要。要在政府领导表示温情和关怀，并适当的示弱的时候，恰到好处对其更大的支持，并借助这种以公对公的“事本主义”来培养与政府领导间的以私对私的“人本主义”，通过此种方式才能在必要的时候动用此次的人情来维护必须维护的村庄利益。其实这个道理，细细思索便可体会得到，这可能便是村干部作为中间人的做人做事的艺术了吧。
三、总结
本书有十五个章节，整体上是一个有关基层政治时态的故事。由基层政府这一根主干延伸出去的拥有巨大树冠的巨树，而吴先生的工作就是游走在内部，梳理着每一根脉络。小镇政府迎检、开发中的纷争、与外籍华侨的斗争、收农业税、种植特产农作物、石场风波等事件交错，展现了利益各方的生存和利益争夺技巧，确实使我收获良多。但是这本书有其局限性，尽管吴先生努力以观察者的身份目睹并记录，但是就像他本人自己总结的那样，如果不是依靠“关系”，那么此次观察是进行不下去了，本身的观察行为，已与政权组织人士挂上了关系。所以作者倾听到的声音，本身就带上了主观的因素。不过总而言之，这本书的确开拓了我对基层政治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锻炼了我的是非判断能力，或许我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说不定呢，是吧？
《小镇喧嚣》读后感800字 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研究“学术重心下沉”，以村民自治为载体的农村政治发展和政治研究一跃成为中心话语，“草根”政治研究掀起一股浪潮。学界集中关注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去探索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路径，将研究视角从国家下移到村庄，同时展开了农村政治研究的窗口。吴毅的这本《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便是在乡土研究的“草根时代”应运而生的一部乡域政治中乡镇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共生的乡土政治剧。一面是作为政者与商者身份交相重叠的政府，一面是作为“赢利型”与“保护型”经济并置的村级组织，一面是无权却又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农民，三者在处于开发之中的小镇这一特定的政治场景之中，受诸多权力特性所交织、叠加和构置出来的特殊政治逻辑所支配，呈现出了一派“喧嚣”的场面。
过往对于乡村中国家和社会互动的研究，常常采用结构—功能—绩效的静态考核方式的研究方法，却常常困于过于模型化的桎梏。由此，孙立平提出了以“过程—事件分析”的方式来展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动态的流动和实践。与此同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与“民族志”社区文本表述风格也兴起浪潮。作者便采用了这样一种人类学视角，以更加细致的个案进行多项面立体的解释学研究，通过“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地方性“叙事”的表达形式，力图打破过往研究中“从上往下看”视角下体现出的某种宏大关怀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弊端，对当下乡村政治运作过程进行洞察，从而展现出中国乡村政治类型化、场景化、地方化的动态画卷。
作者在本书中所要探讨的是乡镇政治的运作过程及其影响机制，对于这一过程与机制在乡镇基层社会的展开与铺陈，作者引入了一个研究单位——“乡域政治”。“乡域政治”作为一种研究单元的提出，实际是相对于已成规范的村庄政治而言的。作者认为，相对于已经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的县级政治而言，乡域政治更能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作者借助这一个研究单元的概念，力图超越村庄社区研究的局限，体现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更加完整和整体的政治，由此展开了地方化、故事化的叙述。
作者一开始便点出了小镇乡域政治运作的特点——“擂与媒”。“政府的任务靠‘擂’，农民的事情靠‘媒’”，“擂”和“媒”作为两种非正式权力技术，贯穿着乡域政治运作的全过程。
“擂”是上级政府对乡镇政府，乡镇对村组，村组织再推及至农民所采用的一种自上而下下传行政压力的运作手段。“对上靠吹，对下靠擂”，“擂”是指反复无休止的督促。作者借以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的考核评估一事为切入口，窥探了乡镇围绕上级部署的各种任务反复宣传动员，将迎检一事当作临战状态来对待。但“擂”并不是不断下命令式的督促，而是反复与无休止的缠磨。“缠磨”二字便体现出了乡镇干部的工作艺术，比起硬性的行政控制机制与手段，这种“擂”更体现的是各种软武器在乡域政治运作中的施展。“应酬政治”在这种政治运作体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不管是像税收改革和土地征收这样的政策实践的推广和运行，还是对于招商引资和土地开放等关于商业利益的协议，解决问题的.场所似乎不在办公室内，而更多是在饭桌上；解决问题的凭据似乎不是指令和文件，而更多的是人情和面子。在这里，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人际关系资源在地方的熟人、半熟人社会圈子中也的确可能转换成为有效获得经济机遇和资源的能力。
作者将这种“擂”视为十分必要的乡村政治治理术，而在村组织和乡镇进行利益博弈之中，权利关系已产生“虚置”的状态，由此，“擂”的艺术逐渐变成了“媒”的体现。“媒”是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之间能形成有效的政治沟通和政治运作的一个基本方法，公共性领域介入了私人性领域，导致感情和友谊直接与政治工作相互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村级干部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去承接这份不可拒绝的人情压力，他们将自己被“媒”看作是与乡镇政府打通关系、扩展人际关系网络、发展经济机会和资源的手段。如此一来，村干部既可以获得“地区精英”的成就感，又能够完成为村庄谋利的职业责任，“媒”和“被媒”变成了乡村双方的利益合谋。作者将维持这一体制运转的基本动力机制归纳为“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自下而上的政绩取向”的互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柔性的人际磨合为外显的乡村治理术并不代表硬性的权利势能的削弱，而是将体制化、科层化的行政硬核隐匿了起来，以另一种方式对下一级产生着持续的威胁，例如拿干部的饭碗和帽子做警示，将政绩与未来发展相挂钩，将政府的行政目标化散成为村级干部的仕途压力，使经济利益和政治纪律两者“连捆带绑”地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媒”也是村干部与农民打交道的一种手段，同样体现出的是在乡村这一特殊政治领域中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熟人社会中化公为私的策略被熟练地应用于政治体制中。应对这种从上而下的“擂”与“媒”，农民也有一套自身的生存法则——“示弱”与“行蛮”。农民有意识地运用“示弱”来规避顺从。一种，是以真实的贫困处境来博取处于强势地位的权力阶层的同情心，属无奈之举；另一种，则略有点“穷凶极恶”的意味，他们利用政府在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错位来“以弱逼强”，此时的农民便有点村干部口中的“刁民”的气质，也就是将“弱”成为了“行蛮”的手段，以此来展开“博利行为”。但不能忘记的是，权力始终“在场”。在某些权利受限的行为领域，例如上级政策对于某些强制性征收行为已经作了明令禁止，这些规定被视为绝对不能触碰的“高压线”，这时农民的“示弱”和“行蛮”也许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但一旦超越了这个领域，例如对经济利益的分配格局中，政府就掌握着具有决定性的威权地位。可见，政府仍然掌握着这场游戏的主动权。因此，“慢慢地与农民媒”与“政府要干的事你还能拦得住”这两句话也就成了农村工作极富表现力的话语。
由此，我们似乎能够生发出一些关于官官关系、官民关系、官商关系的结构性思考。回溯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理论实践，借鉴较早、影响最大的即是“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常常被用于分析改革开放后“乡政村治”格局对于国家和农民关系的重塑。然而，以国家—社会的二元理论为支撑，关于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农民的三重互动的研究往往会陷入概化分析模型的困境，最终导致“强国家—弱社会”及“官强—民弱”的互动模型。这种互动模型一方面体现出学界在村民自治研究中执着于“国家—社会”及“行政—自治”两大理论范式，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于处于弱势的农民和处于强势的国家权力机构的固化思想，甚至是一种趋于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陈旧观念。
同时，“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运用又进一步给农村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内部视角，村民自治也被视为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中的重建过程。而新制度主义更将农村政治研究导向了村民自治对于乡村权力结构的改变作用之上，促使了学界对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多种创新。作者在这本书里便隐含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概念，即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作者看到，在市场社会的状态下，乡域政治实际已经成为了政府、村庄和农民之间复杂而多面的利益互动与博弈，他们各自在利益主导下所产生的种种行为都是包含这种理性主义的。例如，政府通过开发来增强自身运作能力的动机是充满企业理性精神的，而农民希望尽可能多得一些补偿同样也证实了这个道理。
本书的重点即是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市场化环境下受经济利益的刺激所导致的多方利益博弈。究其“喧嚣”背后的原因，作者归纳为两点。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改革将乡镇基层政权运作的政治属性转向经济属性，使其由一个“公共权力载体”转变成为一个“介于政府和‘厂商’之间的权利与经济复合体”。因此，招商引资，出卖和租赁土地，成为了城郊镇发展和转型的主要途径。土地开发和招商引资不仅仅关系到小镇的发展，也不仅仅关系到农民和村庄的利益，由此，政府与企业、村庄、村民之间的政治—行政关系就转化成为了一种“准经济关系”，地方治理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资本和资源的权力化经营过程。
另一方面，随着这种经济结构的改变，基层政权的变迁带来了官民关系的变化。在这里，作者打破了主流话语和社会舆论（包括政界和学界）一贯以来对于农民和政府在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动特征的双重标准或误解，为乡镇干部重新夺得了话语权，给予了乡镇干部在实际中所处于的困境——基层形象在舆论和实际中的冲突和同时面对上级要求和农民利益的冲突——一个展示的窗口。作者在对于乡村基层政治组织的日常实践中，重新发觉了以往社会舆论对于“地方性知识”的隔离与屏蔽，从而致使农民“可嫌”的形象被隐蔽。这种对于农民的形象屏蔽的背后，同样存在的是对于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双重评价。作者由此将“良政与悍民”或“强政与悍民”并存的现象纳入了学术的视野，展现出基层治理者在现实中所要面对的“悍民”或“刁民”的真实困境，打破了以往“强国家—弱社会”的定式思维。村组织中官民关系的“倒置”进一步导致了乡—村组织与干部之间关系的“倒置”，但底层乡村社会所出现的这种基础性治权流失的“弱国家”形象并不简单意味着“官权退—民权进”的新格局，而只是在制度和政策所塑造出来的治理预期与真实存在的治理现实之间产生错位使的特殊局面。乡村所采用的“开发的政治学”和农民所采用的“缠闹的政治学”相互博弈，最终仍然是具有制度性支撑的政府掌握着游戏规则，因此这种“倒置”只是角色和行为的反差，并没有改变真正的权力内核。
作者的理论实践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路径和方向，但与作者所叙写的这样一种基层政治、村级组织和农民三者在经济利益角逐场进行博弈的场景相比，如今高度规范化、体制化的政府机构与市民之间的互动是否仍然是一场为了争取可变现的利益空间的博弈，“人脉经济”是否仍然起效，以及“擂”和“媒”的乡村治理术是否有新的外表，这都是值得我更加去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小镇喧嚣》读后感800字 3
《小镇喧嚣》是一部关于21世纪初转型期间我国农村小镇的基层治理的人类学著作，作者关注的是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生存三个权利主体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的主题。作者之所以用“喧嚣”作为书名，作者认为三者之间的博弈正是在“多种力量与利益动因的交织和碰撞之中形成的复杂‘剧场’效应”。
阅读这本书实际上打破了我个人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给予了我更多的思考。这种幻想来源于长期处于与社会/或者底层社会的脱离或者说不够全面的了解，这种脱离给我带来的是对基层社会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更多的是基于书本而非经验。给我带来思考的是这本书中特有的一种作者所谓“地方性知识”的视角，这种视角解构了传统的政治学或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大部分是自上而下的、结构主义式的，而在基层的政治因素与非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互相交杂，带来的是复杂的却具有相对自主意义的地方网络。它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现实感，当然现实感是骨感的，毕竟复杂的问题难以解决。
张力，就来源于这种权力的博弈，这种张力在作者成书的2000年前后是较显现的。一方面，经济上的改革特别是对农村的政策方面的改革不断推行和变动；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看，全能型的政治在市场经济下消解之后出现了权力的真空、缺位；正如作者所说：“小镇的乡域政治场中出现官不官，民不民，‘礼崩乐坏’的‘丛林’境地”。这也给我们的研究或观察带来了一定的方向指导，即在事物变化或转型的过程中寻找矛盾冲突的裂隙。
本书的四条主线是：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从收税到减税到免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乡村城镇化开发（征地租地）；农业结构调整（小镇组织种蕌头的成败）；突发性乡民与政府的纠纷（例如采石场拆迁的纠纷）。并进行顺序的叙事，互相穿插。能够将各条主线拧在一起的是“治理”这一概念，而作者更多的是谈到了基层治理的非体制、非正式、非机构的特征，即作者总结的“擂”和“媒”。在这一套治理体系当中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具体的事物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角色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转变，也是作者探讨的重点。
我也成长于县城当中，作者对事件的叙述总能给我一种“若合一契”的贴切感，我认为这种贴切感来源于作者对于微妙的人际关系的细致观察与记录，我们的研究都太过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科学的统计方法和计算并不能得到人作为一个复杂的变量的动机与原因。因此我认为这个“喧嚣”的剧场的精妙之处就在于转型中国基层的非经济和柔性的部分，正是因为它们，不可调和的低频高强度矛盾被分解为了可以讨价还价的高频低强度矛盾，社会相对稳定得以实现。我主要考察其中的几对关系。
首先对于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关系，我们在书中能够看到上级税收任务或是农业结构调整任务一级级摊派到村级组织，最终需要村干部去说服和协调动员村民，但出了问题需要由村干部负责（例如垫付税收）；我们也可以看见基层政府面对管理的多个村级组织资源调配方面的不公；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拆迁和招商等问题上村级干部与上级的讨价还价。作者认为，村级干部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响，从结构上来看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但由于乡村的非科层制关系，为村干部预留了在体制内争取村庄公益的空间，这种空间往往是借助和上级（镇干部）关系的打磨实现的，因此村级组织和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二分性的权力对撞。在这一过程中，村级组织作出的牺牲看似是缺乏经济理性的，但却符合政治理性，正如作者在书中与林书记谈到村级干部拿自己的`钱补贴农民时林书记说：“这是政治，要讲政治规律”，在中国，由于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任免机制，这一点是必须得到考察的。另一方面，在招商引资当中，作者认为，基层政府扮演的是土地商人的角色，反而作为法律集体所有权代表的村级组织却成为了辅助性的角色存在，并且在一些集体事件中扮演了平息和化解矛盾的终端，这样一种角色的定位形成了“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里得小头”的分配格局。
其次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由于作者进行人类学调查时是跟随政府公务人员进行的调查，因此对于农民的呈现多少也是从政府的视角进行的观察，尽管作者也多次强调农民的贫困，从税收到征地拆迁再到农业结构调整，书中农民的个案形象多是以狡黠、强悍、自私的刁民形象呈现的，这显然与作为宪法中“阶级基础”的描述有所不符。但是，这是作者要强调的农民在与政府互动时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与多向性，即要考虑到经济人的实践理性之中作出的选择。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围绕着互相侵犯的主轴 ，一方面，基层政府需要农民掏腰包或开绿灯以维持财政来源，农民作为治理的主体需要完成“政治任务”（例如农产品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作者运用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即弱者对社会游戏规则的不合作），来分析社会越界行为，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也成为农民抗争的方式之一。作者认为，“刁民”是在全能型政治有所衰退的结果，它同时也是社会的不公平和长期底层生活形塑的产物。他们目的是实现经济上的目标，从这一角度看合情合理，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合法渠道能够去表达，这也间接导致了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冲突。作者认为，农民采取的一系列非正式的行动是传统的“硬武器”的补充，也填补了转型期间社会治理的死角和真空。
对于弱势的农民而言，作者认为“不应从抽象的争议价值理念出发进行泛道德的学术批判，而是一种出自乡村生活实践理性的分析”，例如作者在拆迁期间农民渴盼拆迁却又因为想要得到更好的价格阻挠拆迁的事例，它并非是非理性的，而恰恰是基于理性的考量。然而全能型政治的示微并不代表其消失，在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博弈之中，农民一旦触碰到了某些底线，仍然会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处理，例如书中在明令禁止之后仍然私接电线进行生产的业主，受到了公安机关的处理。我曾有一个远亲，在当地重点项目某钢铁厂的建设中被征了一匹山的地，政府给出了可观的赔偿，但由于他始终坚持对政府大开口，以寻衅滋事妨碍公务被判入狱两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可谓“陪了夫人又折兵”。
我们自认为最了解的关系不过是基层政府与开发商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取代了计划经济的指令和安排时，基层政府不得不通过主动的招商引资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以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所成就。正如作者在前文所描述的乡镇干部“把胃交给党”，乡镇干部的招商引资工作往往是在酒桌上进行的，也是基于个人的关系的建立和关系网络的影响。然而我们并不清楚的是乡镇政府与开发商的土地买卖的博弈的细节与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正式的”，作为经济权力的掌握者，投资方可以对于贫困的乡镇提出更多的不合理的要求，为了尽快增加收入，乡镇会在采取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例如欺骗开发商土地面积等）的行动的基础上签订合约，这样的策略避免了穷的乡镇越来越穷的死循环，但也是在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基础上才具有的操作空间。
我们谈到了部分书中作者提到的非正式、非常规、非经济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作者虽然将他们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进行研究和分析，但作者对他们的定位始终是体制在转型中产生的真空区域的补充，或是全能型政治的某些具体的方面的发展和延伸（例如动员型政治-压力型政治），换句话说，作者依然认为，它们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基层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提到的“非正式”只是相对于体制和规定而言的非正式，它只是在制度的要求之下，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适应新的环境基于人际关系创造出的治理路径，而这些都是过渡性的。
我们可以发现，在近年来逐步完善相关的政策细则、严格落实执法之后，一些非正式的关系和争取利益的方式逐步隐退，例如在我们当地的拆迁早在2012年就已划定红线，即在此之后建立的房屋一律算作违建，在拆迁时不做补偿，并冻结了所有产权证的办理业务，即使到现在也仍然没有进行拆迁，政府都已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可以说，这是转型之后通过现代治理方式消除了不确定性减少了非常规、非正式的操作空间。然而，在基层社会中的非经济因素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即使有了制度上的安排，但由于信息资源的不对称等因素，有“关系”总能够更快更好地办事，它将一直会是我们研究中不能够忽视的重要变量。
我认为本书对于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启发是，要杜绝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去分析和评价某个社会群体的社会行为，用“好”或者“坏”远不能解释社会行动发生的动机，我们应当将社会群体置于一个互动的网络中去分析它所处的位置与行为的关系，从而对该群体进行更贴切的描述。
《小镇喧嚣》读后感800字 4
作者从写小镇迎检入手，在书的开头就制造了关于小镇生活与政府制度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形成了两种权力的对立关系，让人想了解在面对硬性制度要求的时候，小镇居民如何作出应对。压力型体制和动员型政治运作方式就成为了迎检的核心，一个月的辛苦换来迎接检查时小镇的高分过关。这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这样所谓的“形式主义”是否是国家基层的常见态势，但当然我并不是对这种形式主义持某种一刀切的批判态度，相反在作者叙述的过程中，形式主义被基层民众用来与政府进行对接，却让我感觉到这是一种合理化的方式，实现一种具有迎合感的互动，哪怕仅仅是形式主义，小镇得到了“完美”和“无懈可击”的评价，而政府也满意于地方政策的落实，双向满意又何乐而不为？
小镇在迎接检查的过程中，作者谈及到了乡镇的“外弱”特性，让我有很深刻的印象。乡镇的“外弱”，是因为它必须以感情和面子来填补因缺少科层化连接而出现的权力链条缺失，如果时时以权力的硬核示人，势必会增加行政运行成本，事倍功半。乡镇的权力关系不同于城市，似乎城市太过于局限于制度的死板和冰冷，而乡镇作为一个风土人情较为浓厚的群体，其对于群体人个人形象的塑造和城市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快餐时代的到来和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穿梭于不同的圈子之间，而互联网时代更是加速了圈层得划分，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不同圈子中找到归属，而一旦转移了目标，归属也随之转移，之前留下的印记甚至可以烟消云散。而乡镇则不同，乡镇中的人流动性较少，成为人群根部得发源地，或许镇上居民的归属就来自于这个小镇。如此说来，他们更重视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便利，也就是所谓更多的风土人情，从而形成了“外弱”。
作者在描写小镇内发生的故事的时候，引用了大量当地人的话语，使整本书的叙事都富有乡土气息，契合了基层的意识形态。似乎让人走到乡村中，感受着小镇权力的格局构建，这样的写作方法，相比于直接用理论和第三人称视角进行阐述，乡土气息的口语化表达更能感受到一种基层与上层之间在文化上的对立和差距。也让乡域政治的研究更富有意义。在书中我看到了基层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体现了国家与社会权力格局的“倒置”与官民行为的“悖论”和非正式权力技术的呈现。
读完此书后，我认为好的经典著作在于能够打破人们的惯常思维和刻板印象，而让人们了解到既有印象之外的社会形象。或许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我们总愿意赋予国家强制性权力，认为自上而下的控制成为国家运作的必然也是必要的模式，而经常忽视掉基层群众自下而上的手段所形成倒置的格局。在《小镇喧嚣》一书中的主要的自下而上的应对模式有信访、“缠闹”技术的利益博弈等等，而放到当今社会中，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置于互联网之上，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给予民众最典型的一个自下而上的途径就是举报机制的建立。举报机制能够通过民众对于周围所知事件的.监督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反馈。有了举报机制，民众能够更轻松地使用这一途径进行和上层的互动，当然如今国内的举报机制并不完善，我们无法保证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而对于举报的标准也没有明确的界定，很容易出现公众由于情绪激动就冲动于进行举报，而另一方面也很容易举报的内容石沉大海并无回应。而互联网有其便利性的同时就具有其弊端，举报机制的回应举措很容易就形成了一刀切的武断方式，并不是一种有效地双向互动的过程。在《小镇喧嚣》中我们可以看出，像信访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合理化的，通过对一些问题事件的反馈和建议直接去找政府进行协商。但另一种，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的问题政府都能够解决，在面临一些无法通过既有的体制解决的问题是，小镇居民就自发地形成“缠闹”技术，尽管似乎缠闹是带有贬义意味的词汇，但对于没有政治权力的基层民众，这种方式有效即就是合理的，与对错无关。从而形成了权力的倒置。
本书中作者采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框架，和故事化的表述形式去洞察与解释底层政治，切入当下乡村政治研究的实践。“过程——事件”的分析框架由静态研究转入了动态研究，在小镇动态的政治变迁中，体会其复杂的结构以及在面对不同的冲突和问题时，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已经根深蒂固于小镇之中的于政府之间的惯用模式。作者扣紧宏观国家在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中的紧迫这一主题，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从小镇入手，来体现基层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每个故事相对独立，却又联系紧密，不同看法、不同角度、不同层级正是构成一整个小镇体系的要素。作者遵循着当下有关乡村之研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的生存与互动逻辑，多重复线的展开介绍似乎让人在看一部电影，深深地被吸引。或者说，如果剥离了背景的深度挖掘和理论框架以及结合理论对现象的分析，就像是在看一部小说。作者使用这样的叙事模式，生涩的理论就融合在不同人物的不同故事中，体现出小镇生活的全貌，也展现了中国村庄的政治变迁。
无论是《金翼》还是《跨越边界的社区》，一直到《小镇喧嚣》。在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深入研究后，都有着以小见大的作用，这让我感受到了质性研究的魅力，我们或许没办法深入到所有基层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具体的生活方式，但可以通过较为代表性的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深入访谈，了解一套系统而完整的运作模式，其反应出来的问题和现象运用理论进行分析，为国家的建设和未来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小镇喧嚣》读后感800字 5
2003年到2004年间，社会学学者吴毅来到华中地区的某乡镇，开始了他的田野考察。在这里，他亲身体验和经历了小镇迎检、征地开发、征税、乡民维权等过程，记录下了小镇政治运作的若干片段，并以此写就了《小镇喧嚣》这部作品。作者在后记中写道，以“喧嚣”这一非学术化的语言作比喻，是想要借此说明在小镇这样一个场域中，多种力量与利益之间的交织与碰撞，而显现出的众声喧哗。本书通过对小镇政治实态的详细描绘，也是想要表达乡域基层政权、村级组织与农民在复杂的互动中博弈共生这一主题。
《小镇喧嚣》以“小镇”作为研究对象，有其独到之处。长期以来，对基层政治和乡村治理的考察往往都以“村庄”作为主体，但在国家-社会的理论视角下，基层治理的整个过程却未必能单单被一个村庄所包容。在中国，行政区域的划分有省、市、县、乡、村这几个不同层级，在作者吴毅看来，区县级以上的政治已经被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了，以熟人社会为底色的农村又充满着种种非体制、非结构和非正式的特征。而处在县与村之间的“乡（镇）”，无疑便更能体现出基层政治的独特性，即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正式与非正式的.统一性，在我看来，这种统一性也是宏观与微观的一种整合。
同时，作者对小镇进行的研究和探访是以“叙事”为角度切入的。在阅读过程中我也发现，作者将镇上的一桩桩事件以故事化的形式呈现，辅之以大量生动的细节，不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也能使读者很好地融情于景，深入具体的情境，触及乡镇生活的本身。书中描述的不是一个单纯静止的图像，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也帮助作者更好地呈现出了小镇政治生态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实践形态。基层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也无法仅仅从固有的某一视角出发，超越情境对基层政治生态进行简单刻画。学者们常在传统的“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去审视乡镇，但作者也坦言，在当时当地亲自体验过后，他发觉了很多被既有宏观和形式化的理论所遮蔽和掩盖的部分，基层中的各个行动者，实际上也在不断发挥自身的主体性。
在这个中部地区的小镇，乡镇基层政权、村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和博弈，比我们想象得要精微复杂，甚至可能打破我们的想象。在作者考察的03、04年，刚刚迈入新世纪，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波澜壮阔但也波谲云诡的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乡镇基层政权也表现出某种经济赢利性质，“发展的经济学”思维逐渐占据主导；同时全能型的、自上而下的政权组织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处在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缝隙中的乡镇，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对于农民来说，传统的底层群体固有的画像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虽然他们仍然处于弱势阶层，但也会使用“刁”和“蛮”来作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武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中的是是非非也不是能够轻易论断的。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一些非正式的权力技术也被乡镇干部们运用，比如作者在第一章就提到的“擂”和“媒”，除开强制性的国家权力，一些依赖于人际关系和亲缘的“私人手段”也在小镇政治生活中得到凸显。就拿“征税”这件事来说，尽管税收具有强制性，但当时国家明确不准乡镇干部强行向农民征税，为了顺利收到农业税款，干部们可谓是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却还是屡屡遭到阻碍。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实际上，在这样一座小镇中，不仅是欢喜的甜，酸、苦、辣也时时刻刻在上演。正如吴毅在结尾时所说，在这一年多的考察中，他也生发了诸多思考。譬如，在否定了全能型治理方式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找到新的文化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方式，去支撑如今的乡镇政治生态。官与民同时被“暴晒在未加任何遮挡的利益竞逐场”上，而我想，这样的一场角逐和博弈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如何引导各个行动主体走向一种有序的竞争与合作中来，是我们在乡村治理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小镇喧嚣》读后感800字 6
翻开《小镇喧嚣》，犹如踏入了一个充满烟火气却又暗潮涌动的乡镇世界。这本由陈柏峰所著的社会学著作，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全景式地展现了乡镇基层的权力运作与社会百态，读罢令人感慨万千，思绪久久难以平静。
书中以潭镇为样本，生动描绘了基层政府在处理各类事务时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从土地纠纷到税费征收，从计划生育到招商引资，每一项工作都牵扯着多方利益，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干部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他们一方面要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来自群众的质疑与抵触。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使得基层权力的运行充满了妥协与权衡。例如，在处理某村的土地纠纷时，基层干部既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又要考虑到村民之间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以及可能引发的事件。他们不得不采用各种灵活甚至略带妥协的手段来平息事端，力求维持乡镇的稳定与发展。这让我深刻认识到，基层权力并非高高在上、铁板一块，而是在多方力量的拉扯中艰难前行。
书中揭示的基层权力运行中的“非正式权力技术”引人深思。为了达成工作目标，基层干部往往会运用一些非制度化的`方式，如“拉关系”“讲人情”“打太极”等。这些看似不符合正规行政程序的手段，却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是基层干部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的应对复杂局面的生存智慧，反映出正式制度在基层实践中的困境与变通。这种现象也让我反思，在追求制度规范化和法治化的同时，如何更好地结合基层实际情况，使制度更具可操作性和适应性，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小镇喧嚣》还让我看到了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动态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乡镇社会原有的权力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权力关系不断涌现。例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经济能人在乡镇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他们与基层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博弈的关系。这种权力结构的演变，不仅改变了乡镇的治理生态，也对基层权力的运行提出了新的挑战。
阅读《小镇喧嚣》，是一次深入基层社会的探索之旅。它让我对基层权力的运行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刻的认识，也让我看到了基层工作的艰辛与不易。同时，也引发了我对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带着这些思考，更加关注基层社会的发展，期待能为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基层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小镇喧嚣》读后感800字 7
合上《小镇喧嚣》，书中那一幕幕发生在潭镇的故事依然在脑海中不断浮现。这本书不仅是对乡镇基层社会的真实写照，更是对人情与规则这对复杂关系的深刻探讨，让我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运行逻辑有了全新的理解。
在潭镇，人情是一张无形却又无比坚韧的大网，笼罩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村民之间、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人情往来无处不在。在处理日常事务甚至解决矛盾纠纷时，人情往往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比如，当某户村民违反了一些村规民约，但由于其与村干部有着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处理结果可能就会相对宽松。这种基于人情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因为它照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避免了因严格执行规则而可能引发的激烈冲突。然而，人情的过度介入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它可能导致规则的执行缺乏公正性和一致性，使得一些人能够凭借人情关系逃避应有的责任和惩罚，进而破坏了规则的权威性。
与人情相对的是规则，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石。在乡镇基层，无论是国家法律法规还是村规民约，都为社会运行提供了基本框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规则却常常遭遇人情的挑战。例如，在土地分配、项目审批等涉及利益分配的事务中，本应严格按照规则进行操作，但人情的干扰使得规则的.执行变得模糊不清。这让我意识到，在乡村社会，如何平衡人情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难题。
书中的故事也让我思考，人情与规则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人情在乡村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它是乡土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互助。另一方面，必须强化规则意识，确保规则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只有在规则的框架内合理运用人情，才能既维护社会秩序，又不失人情温暖。
《小镇喧嚣》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人情与规则相互交织的乡镇世界。它提醒着我们，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和治理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乡村社会的特殊性，尊重人情传统，同时也要加强制度建设，让规则成为保障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既充满人情味又井然有序的乡村社会 。
《小镇喧嚣》读后感800字 8
《小镇喧嚣》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生动史书，它以潭镇为窗口，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社会转型期乡镇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喧嚣与矛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而来，潭镇这个原本宁静的小镇也被卷入其中。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受到冲击，村民们纷纷寻求新的生计方式。一些人选择外出打工，将土地流转出去；另一些人则尝试发展特色农业或农村副业。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纠纷、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的空心化现象等，都给乡镇的治理带来了挑战。
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潭镇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宗族关系虽然依然存在，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利益关系的新型社会网络。村民之间的交往更多地围绕着经济利益展开，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价值观念。同时，外来文化和现代思想的传入，也与本土的传统文化产生了碰撞。年轻一代村民对新事物的接受度较高，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与老一辈有了很大差异，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书中还描绘了乡镇基层政府在应对社会变迁时的努力与困境。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基层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扶持产业项目。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匮乏等诸多问题。而且，由于缺乏经验和科学规划，一些项目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引发了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这让我深刻认识到，社会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小镇喧嚣》让我看到了社会变迁在乡镇基层的具体体现，也让我对这一宏大历史进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它让我明白，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乡镇社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尊重基层群众的意愿和创造力，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才能更好地应对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实现乡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小镇喧嚣》读后感800字 9
《小镇喧嚣》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乡村长卷，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跃然纸上，他们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潭镇丰富多彩却又充满矛盾的社会图景，也让我透过这些人物群像，看到了乡村命运的起伏与变迁。
书中的基层干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肩负着推动乡镇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却常常在工作中陷入两难境地。有的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任务，不得不采取一些强硬手段，却因此引发了村民的不满；而有的干部则试图在任务与群众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却又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他们的无奈与挣扎，反映出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些基层干部并非高高在上的官僚，他们也是乡村社会的一部分，有着自己的情感和诉求。他们的命运与乡村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努力与付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的发展走向。
除了基层干部，书中的村民形象也各具特色。有勤劳朴实、一心守护土地的老一辈农民，他们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却在社会变迁的浪潮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也有充满活力、渴望改变命运的年轻一代，他们积极外出闯荡，试图在城市中寻找机会，但又时常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惑。还有那些在乡村中凭借自身能力成为经济能人的村民，他们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这些村民的不同选择和命运，展现了乡村社会的多元性和活力。
在潭镇这个舞台上，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物，如乡村混混、上访户等。他们的存在看似是乡村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乡村混混利用一些灰色手段谋取利益，破坏了乡村的社会秩序；而上访户则往往因为自身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通过上访的方式来表达不满。这些人物的出现，提醒我们要关注乡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小镇喧嚣》通过对众多人物的刻画，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乡村世界。这些人物的命运，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环境塑造的产物。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刻认识到，乡村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外部的政策和资源，更取决于乡村内部每一个人的努力与奋斗。只有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书写出乡村发展的美好篇章 。
《小镇喧嚣》读后感800字 10
作为一本社会学著作，《小镇喧嚣》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乡镇基层的社会实景，更让我领略到了社会学研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作者陈柏峰深入潭镇，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以详实的案例和生动的叙事，为我们搭建起一座通往乡镇社会的桥梁。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小镇喧嚣》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者深入到潭镇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与基层干部、村民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亲身体验乡镇社会的运转。这种沉浸式的研究方式，让作者能够获取到那些书本上无法得到的真实信息，感受到乡镇社会的温度和脉搏。通过与村民们的朝夕相处，作者了解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利益诉求以及对生活的期望，这些丰富的细节为书中的分析和论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书中对案例的运用堪称精妙。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数据和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如某村的拆迁纠纷、某户的计划生育故事等，将乡镇社会的矛盾与问题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些案例不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更能够以小见大，反映出乡镇社会深层次的结构和变迁。每一个案例都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乡镇社会在权力运行、社会关系、文化观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小镇喧嚣》的分析逻辑严谨而深入。作者在丰富的田野资料和案例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乡镇社会的现象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剖析。从基层权力的运作机制到乡村社会的治理困境，从社会变迁对乡村的影响到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者的分析层层递进，深入浅出，让读者能够清晰地理解乡镇社会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阅读《小镇喧嚣》，让我对社会学研究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再是枯燥的理论和数据，而是一种能够深入社会底层，揭示社会真相，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的有力工具。这本书也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要更加关注社会现实，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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